那个秋天，插着太阳旗的日本坦克在北平大街上横冲直撞，日军飞机擦着树尖低空盘旋。正当国民党当局迫于日本压力，拟于12月9日成立“冀察政务委员会”以实现所谓“华北特殊化”的消息传来时，一群年轻人再也无法沉默。

在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的住所里，黄敬、姚依林等进步青年多次秘密聚会。斯诺的家成了他们的“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的窗口”，一些请愿书、宣言和传单在这里讨论、起草甚至油印。几乎同时，在清华大学学堂地下室，青年党员蒋南翔含着眼泪，伏案写下了《告全国民众书》，那句“华北之大，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”的悲愤呐喊，就此成为传诵久远的名句。

12月9日凌晨，朔风凛冽，气温极低。天刚微亮，东北大学、中国大学、北平师范大学等十多所学校的学生们冲破军警阻拦，汇聚到新华门前。他们向国民党北平当局提出反对华北自治、保障人民自由、停止内战等六项要求，却遭到无情拒绝。请愿不成，学生们决定示威游行。这支数千人的洪流倾泻在西长安街上，沿途不断有冲出军警包围的学生加入，一些教授和市民也参与进来，队伍像滚雪球般壮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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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位中外记者随行采访，斯诺夫妇就在队伍最前列。每当警察要动手打人，斯诺就冲上去拍照，吓得警察有所顾忌；斯诺夫人则转身对大家喊：“你们唱歌呀！” 游行队伍行至西单和王府井时，遭遇军警残酷镇压。军警挥舞皮鞭、木棍猛打手无寸铁的学生，有的学生被打倒后爬起来还击，有的流着鲜血仍高呼抗日口号。最终队伍被打散，30多人被捕，数百人受伤。在搏斗过的大街地面上，结冰的冰雪中渗透着爱国学生的斑斑血迹。

城外的抗争同样激烈。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位于西郊，当天清晨，近千名学生试图进城。然而当他们赶到西直门时，城门已闭，城楼上下布满荷枪实弹的军警。一位学生愤怒喊道：“等到我们的敌人开到的时候，你们还能这样紧紧地把城门关起来么？”学生们含泪痛呼：“中国人的城门，已经不许中国人进了！” 被阻于城外的学生并未退缩，他们在西直门一带召开群众大会。清华大学女生陆璀站在同学递来的木凳上，手握硬纸壳做的话筒，声泪俱下地演说：“今日之北平究竟是谁家的天下？” 这一幕被记者拍下，后来成为《大众生活》杂志封面，陆璀也被美国记者称为“中国的贞德”。

当晚，斯诺向纽约《太阳报》发去电讯，称这是北平学生的又一次五四运动。他后来评价道，这是他“第一次看到大批中国知识青年表现出来的政治勇气”，并感慨“中国正在苏醒”。

学生的行动并未止于12月9日。当得知“冀察政务委员会”推迟至12月16日成立的消息后，北平学联组织了更大规模的示威。当天，爱国学生和工人、农民、市民共三万余人汇聚天桥广场召开市民大会。会后游行再次遭军警镇压，有记载显示学生们在这次示威中进行了有力反抗。迫于民意压力，国民党当局被迫宣布“冀察政务委员会”延期成立。

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。从12月11日开始，天津、杭州、上海等大中城市相继爆发学生爱国运动。广州的铁路工人、上海的邮务工人和沪杭甬铁路工人召集群众大会，要求对日宣战。文化界人士也迅速响应，沈钧儒、邹韬奋等280余人发表《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》。海外侨胞纷纷致电国内，表示“抗日运动，侨界同钦，政府媚日，九省沦亡……愿为后盾”。

毛泽东后来指出，一二·九运动“轰动了全国。它配合着红军的北上抗日运动，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，使抗日运动成为全国的运动”。这场运动不仅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和人心，还准备了抗战的干部。运动中的先进知识青年，走上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，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事业准备了一大批骨干力量。

从清华学堂地下室含泪写下的《告全国民众书》，到西直门外陆璀的激昂演讲；从斯诺家中的秘密策划，到长安街上的鲜血淋漓——1935年冬天的那群年轻人，用他们的勇气和热血，唤醒了沉睡的民族意识，让抗日救亡的烈火在中国大地上熊熊燃烧起来。

发布于：北京市